6月29日，北京大学94级文科综合试验班举行毕业典礼，这意味着文科试验班培养出了第一届毕业生。曾备受媒体关注的北大文科试验班以打通文史哲学科界限、培养文科研究领域的通才为宗旨，自1994年设立以来，已招生4届共120名学生，虽然无论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还是从人文学科本身特点来说，现在就来评价其成败功过都还为时太早。但是，及时的总结和回顾或许是有意义的。
94级试验班班主任、哲学系教授张翼星认为：“总体来看，这个班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当初，学校为文科试验班制定的目标有“远”、“近”两个。长远目标是“培养21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科研究和教学人才”，直接目标则是“培养知识面宽、基础扎实、有志于文史哲基础学科研究的学生”，为中文、历史、哲学三系输送高质量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
本着这样的精神，试验班着力于打破分科过细的局面，让学生全面学习文史哲三系的基干课程，希望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加强思维训练，为将来“专”的研究打好基础。长远目标能否实现现在自然无法评说，目前可以证明的事实是：试验班的学生不仅大多以优良成绩完成了课程学习，而且注意发挥优势，在论文写作中力求把文史哲三方面融会贯通，发掘新思路，突出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治学特点。对此，教师们多给予较高评价。主管教学的中文系副系主任宋绍年称赞他们“知识面广、思路开阔”；95级试验班班主任、历史系教师欧阳哲生也认为他们“基础较好、提高较快，知识面广、思维活跃敏捷，在英语和写作方面有较强能力。”中文系教师吴晓东评价94级学生时说，虽然学生水平有参差，但总体属中上，少数人非常出色。
如果说丰富知识、打好基础这方面还不能用量化数字来统计的话，那么，为三系输送研究生方面则可以数字明确地说明问题。按最初设想，试验班的学生每门功课达到75分以上，两年内英语通过六级考试，毕业时则可保送攻读文史哲三系的硕士研究生。据了解，94级试验班的27人中，有23人通过了英语六级，17人被保送研究生，其中中文系9人，历史、哲学两系各4人，占总人数的60％以上。此外，还有一人考取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一人考取北大法律系研究生，虽然还有8人离开了校园，但毕竟多数人选择了继续深造的道路。
教务处试验班办公室主任汪厚基的看法或许可以代表校方，他说：“从第一届文科试验班毕业的情况看，基本达到了当初预期的目标。”
“尊师重道，奋发有为”八个字是94级试验班班主任张翼星在学生入校时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时过四年，张翼星说：“这八个字基本上概括了这个班的班风。”
“‘道’指的是学问、真理和科学，”张翼星解释说，“‘重道’就是指尊重知识，耐住寂寞做学问。”四年前社会上曾有人怀疑，这些十七、八岁的少年凭兴趣进入文科试验班。年轻的他们对于文史哲研究之路上的寂寞和清苦有没有思想准备，能不能够坚持？四年以后，学生们用自己的选择作出回答：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深造求学的寂寞之路。
其实，早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就有很多同学已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一位女生在学年总结中动情地写道：“我是学文史哲的，这注定了我将会一生清贫，但我不会后悔，特别是许多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更是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信心。我并不奢望成名，也并不想哗众取宠，我只想把一生献给自己钟爱的事业，那将是我永恒的幸福。”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学年总结，多数大学生写这类总结时总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但这名同学却如此认真地剖白心迹。
张翼星用“奋发有为”四个字勉励学生勤奋向上、朝气蓬勃，令他欣慰的是，这个班集体确实给人以这种印象。据了解，学生们不仅认真学习必修专业课，还选修很多其他课程，有的同学甚至辅修了文史哲以外的专业。学习之余，他们活跃在校刊、广播站和各种社团中，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有的同学还到报社等单位实习。他们勤于写作，每人都写有大量专业论文。毕业前夕，他们自己编辑了一本优秀论文选，作为大学期间收获的丰美果实。
加缪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一位94级试验班的同学在回顾大学生活时这样说：“在我们这个年龄，丰富是最重要的。”而这种丰富，是文科试验班提供给他们的。
这种丰富，不仅是指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充分了解了三个学科之后，同学们才有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选择意味着了解，意味着对自身的发现。
名字听起来颇像男孩的谷建实际上是一个温婉的姑娘，她选择的专业的确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冷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但谷建却对它充满热情：“入学的第一年课很多，我还保持中学的学习习惯上课记笔记，考试前背讲义，好像也觉不出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我曾经产生过一些失落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适合学文史哲。”“后来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去听了一节古文献专业的课，老师讲的是编年体史书，我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个课上提到的每一个古人的名字都让我非常崇拜，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学这个专业了。”
快人快语的庞冠群说：“当初如果没有文科试验班的话，我可能会报考比较热门的专业，像经济、法律之类的，刚进试验班时，我抱着走走看的想法，想如果不适合就干别的。通过两年的学习，我选择了世界历史专业，并且决定继续读研究生。关键不是去学热门，而是看究竟哪一种专业适合自己。”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班长沈春晖的选择，他没有继续攻读文史哲专业，而是在极为激烈的竞争中，考取了北大法律系。他说：因为偶然的原因，他从二年级起开始辅修法律系的课程，三年下来，从不了解到感兴趣，他发现自己更适合法律专业，专业虽然变了，但沈春晖对文史哲的兴趣依然不减，对在试验班的学习也心存感激。
原本属于一个班的同学分流到各个专业，这种丰富自由的选择正是文科试验班提供给他们的。打破专业界限的方法无疑使学生们获得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广大的选择空间。是否继续研究基础人文学科并不重要，因为广泛的学习本身就是财富。
既然是“试验”，就要有不断摸索、总结和改进的过程。四年里，在试验班的管理和教学摸索中，对招生途径的改进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项。
94、95两级的招生采取了保送方式，即由三系组成联合招生组到指定各省的重点中学选拔文科班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免试录取组成单独的文科试验班。学生的学籍由文史哲三系轮流管理，到二年级结束时，再由学生自愿分流，加入各系各专业的高年级队伍。
保送的方式固然为试验班拔来不少“尖子生”，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各中学水平有高低、三系招生标准不够统一等原因，试验班虽整体水平不错，但个人素质还是不够整齐。第二，由于中学阶段的好学生多是女生，因此，试验班也就存在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例如，94级试验班女生21人，男生只有6人。虽然这个问题并非试验班所特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科学生都存在“阴盛阳衰”的现象，但这一问题确实影响到试验班学生专业分流的均衡性。全班27人中，最终只有一位男生攻读哲学专业研究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发现这样的问题后，学校在以后的招生中注意到了这方面，但后两届男生比例依然占不到三分之一。第三，招生时学籍不分系的方式在三年级学生分流时造成麻烦。94、95两级的大多数学生选择中文系，他们的保研问题为中文系名额有限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时也令历史、哲学系因培养的学生外流而颇感遗憾。
基于以上原因，自1997年起，文科试验班采取了先通过高考招生，入学后由三系学生自愿报名组成试验班的办法。这样一方面通过考试筛掉水平较低的学生，另一方面因学生学籍留在原系，可避免专业分流的不均衡。但是，这种措施也有利有弊。据试验班办公室王海欣介绍，一些较优秀的学生经权衡希望留在本系，不愿进入文科试验班学习，因此97级试验班的生源仍不理想。张翼星也指出，由于基础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专业的录取分较低，因此一部分学生是由于第一志愿未录取而被分配进来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源质量。
此外还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这些入学时已分好专业的学生在广泛接触了三系课程之后，也许还会改变兴趣，希望重新调整专业。虽然学校每年5月办理一次学生转系手续，文科试验班的学生也可申请。但据规定，高考录取分较低专业的学生不能转入分数线高的专业。这就是说，历史系、哲学系的学生是不太可能转入中文系的。
“招生问题是办好文科试验班的关键之一”，这是张翼星反复强调和呼吁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广纳英才，把一些有天赋、也有志于文史哲研究的学生招收进来，然后再加以教学上的大胆改革，那么我们即使不像现在这样高的投入，也可以把试验班办得很好。”
以“文史哲综合贯通”为特色的“试验”首先反映在课程设置上。试验班的必修专业课由三系协商设置，几乎囊括了三系所有的基干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无疑为学生拓宽了视野，丰富了知识，但是，它是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课时太多，挤掉了读原著的时间。”张翼星说，“读原著对于做学问，特别是做基础人文学科的学问来说，是极重要的基础。我多次对学生强调‘主体与两翼’的关系：主体就是原著，两翼是外语和古文，掌握了这些，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此，我们有意识地引导试验班的学生加强这方面的训练，为他们开出了包括文史哲三方面20多部经典名著的基本书目，还开设原著课引导他们阅读。但是，由于课时过多，他们读原著的时间被挤掉了，这是最让我遗憾的事情。”为此他建议减少必修课，让学生有时间在老师严格的督促和指导下大量自学原著。欧阳哲生也建议“精选基础必修课，侧重人文性较强、与中国文化关系较大的课程”。身在其中的学生们更是深有体会，他们说：“现在的课程设置还基本上是三个系课程的‘拼盘’式组合，我们建议在‘贯通’上多下功夫。”
看来，改进课程设置不仅必要，而且艰巨。它不仅是试验班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北大、乃至整个高校教育都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据中文系宋绍年介绍，北京大学在基础课建设方面正在做出改进，校学术委员会正力图解决学生课程太多、分科过细的问题。据悉，北大将精简四分之一的文科基础课和一半的理科基础课。用教学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促进学科的调整合并，走综合打通之路，这显然是北大校方明确的指导思想。
“要教学改革谈何容易。很多问题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文科教育，学生们养成背讲义、不看原著的习惯，到了大学里也改不了，对他们以后的研究极为不利。有些问题，不应该是由文科试验班来解决，而应该是上大学以前就解决好了的。”张翼星对此感慨良多。
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也深有同感，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科基础教育差，和大学衔接不上。在我看，试验班的办法有点像‘恶补’，就是把基础教育中忽视了的东西，在试验班学习期间大量补上。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搞得更好一些，我们的试验班的课程也就可以有更自由、更灵活的尝试。现在时间又紧，学生又因应试教育养成了不良的学习习惯，加上我们‘满堂灌’的教学式的弊病，所以试验班学生在学习中难免生吞活剥，有时还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不利于他们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
对于这些问题，学生自己也同样有所认识，有的同学提出，应增加一些对基础人文学科及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如借鉴台湾、新加坡等地的经验，在电视中播放有关内容的电视节目等，让人们对此有更多的接触和理解。此外，对于文史哲文化的教育，他们也提出采取小学慢慢渗透，中学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到了大学正式招收有志于此的人进行专业的学习和研究的系列化办法。
巧合的是，就在记者开始采访文科试验班的时候，报纸上登出了舒乙等人创办的“圣陶实验学校”即将正式开学的消息。虽然这所学校是以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为重点，与北大文科试验班“打通文史哲”的思路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毕竟都在探索一条培养人文学科及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新鲜途径，他们对基础教育的关心也不约而同。所不同的是，北大文科试验班的学生是十七、八岁时出于本人的兴趣志愿选择学习文史哲专业的，而圣陶学校招收百名五、六岁的娃娃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来培养，孩子们还不具备自己选择前途的能力，这样是否公平呢？舒乙的回答是：“即使有的孩子将来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行业，那他们在此受到的教育也会令他们受益终生。”但是，无论试验班也好，实验学校也罢，靠这样少量的人才就可以避免传统文化的断层么？恐怕，关键还在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如果现在的“试验”能推动这方面的进步，那这种“试验”也就具有更深刻长远的意义了。
从长远看，试验班的得失并非一个班、一种试验的得失，它引发的应是对文科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考。据了解，教育部目前已把高校招生目录从500多改为200多，很多专业将以一级学科招生，这即是一次对专业划分过细的改革。也许应该说，无论有没有试验班这一实体的存在，打破学科界限、推动教学改革都是高校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试验班的意义可能更在于为教学体制的改革提供方向和尝试，经验和教训。改革的脚步肯定不会仅仅停留在“试验”上。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关键在于教学体制的改进和课程设置的调整，应该在建制上取消这种特殊的班集体，而在教学思想上把这种打破学科界线的方法普及下去。应该鼓励和引导、甚至要求高年级学生选修外系的课程，让学生广泛学习人文学科的知识，在选课时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把两种班的教学思想结合起来。大学不是出专家的时候，打破过细分科的思想是很正确的，文史哲要打通，但特殊的试验班的设置是不太合适的。两种班的设置肯定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
据悉，目前武汉大学、杭州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都开办了类似的试验班，有的要比北大试行得还早，可见大家都在致力于这种试验和摸索。但是，基础人文学科和传统文化的相对荒芜远非“一日之寒”，多年积淀而成的原因绝非短期内就可以解决。是继续耕作这样小块的“试验田”，还是将之普及和推广？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